近日在沪召开的肝胆肿瘤创新生态建设交流会上传出消息：中国是全球肝癌负担最为沉重的国家之一，每年新发病例约占全球总数的45%。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，2022年我国因原发性肝癌死亡近32万例，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位居恶性肿瘤第二位。其中，肝细胞癌占原发性肝癌的90%，是防治形势最严峻的病理类型。

　　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教授表示，肝癌防治理念正经历深刻转变，从过去依赖单一科室或某项技术的“单点突破”，迈向多维度的系统协同。

　　我国肝癌长期承受着高发病率、高死亡率、高复发率及高并发症率的沉重压力。专家表示，我国肝癌的病因谱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，约80%的病例与乙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相关。得益于乙肝疫苗免疫策略的持续推进，全国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0%下降至目前的1%左右，30岁以下人群的肝癌发病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，病毒相关性肝癌的流行势头得到有效遏制。

　　然而，新的风险因素正在浮现。肝病人群正逐渐从病毒性肝炎向代谢性肝病漂移，脂肪肝、糖尿病、肥胖等代谢异常正成为肝癌的新增危险源。与此同时，由于既往感染基数庞大且公众早筛意识薄弱，目前我国仍有70%至80%的肝癌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，丧失了根治性手术的最佳时机，5年生存率长期低于15%。

　　肝细胞癌本身起病隐匿，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，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合并慢性肝炎、肝硬化等基础肝病。更为棘手的是，相当比例的患者伴有肝功能损伤、门静脉高压、腹水等并发症，这类“基础肝病与恶性肿瘤共存”的复杂状态，使诊断、治疗及长期管理难度陡增，对药物安全性也提出极为严苛的要求。

　　传统治疗局限明显。肝细胞癌对化疗不敏感，放疗多用于局部姑息，单纯的局部治疗难以清除微小转移灶，仅能有限延长生存。因此，晚期肝癌患者迫切需要有效的全身性系统治疗。靶向药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问世，打破了既往治疗格局，实现了从“局部治疗”到“系统治疗”的跨越。

　　系统治疗中，一条路径是“靶向+免疫”的联合：靶向药物既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信号，又能破坏异常增生的肿瘤血管，切断营养供给并削弱防御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重新激活免疫系统，使其识别并清除癌细胞。另一条路径是基于PD-1/PD-L1和CTLA-4抑制剂的双免疫联合方案。全球长期随访数据证实：双免疫治疗具有独特的“拖尾效应”，一旦起效，部分患者可获得持久生存获益。尤其对于我国高发的乙肝相关肝癌人群，该方案的安全性特征更贴合肝功能储备较差、耐受性有限的患者实际，在疗效、远期生存与生活质量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。

　　外科治疗领域同样在经历变革。早期肝癌切除后5年复发率高达70%，围手术期降低复发风险成为研究热点。不久前，樊嘉教授领衔的团队在《科学》（Science）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，动态揭示了肝癌转移和复发的过程。

　　对于中晚期肝癌，局部介入与系统治疗的联合打开了更大空间。已有临床研究证据表明，系统治疗与肝动脉化疗栓塞（TACE）的联合策略能够实现“局部定点清除和系统全面扫荡”的协同增效。这标志着系统治疗正从晚期向中期前移，部分患者经联合治疗后肿瘤降期，有望重获根治性切除机会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参差不齐，管理、技术、人才和学科能力均存在显著差异，难以实现同质化。尽管已有国家层面的《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》和质控要求，但各的认知水平、执行能力和监管力度参差有别。所幸人工智能的赋能正带来深刻变革。樊嘉教授认为，可赋能学科建设、管理与决策，亦可赋能患者和社会大众。借助智能工具，公众能获取基本健康知识，明确就医要点，助力资源均衡，推动“防筛诊治康管”全链条的高效运转。